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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对唐代女效男装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可以获得更为深入认识。根据服饰装扮的不同特征,唐代的男装女子主要分为三类:其一,完法男性装扮;其二,部分效法男装,部分保留;其三,胡服胡帽装扮。纵向考察女效男装在唐代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其产生及消长的背景和原因大概是:其一,唐代勇于进取的精神构成了时代大背景;其二,唐初大量胡人入唐是其直接原因;其三,唐人特殊的审美眼光是 现实的原因。唐代女效男装,曾被视为女性地位提高的表现,但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史实。因为身着男装的女子绝大多数是服务于宫廷皇室及达显贵的侍女,她们身着男装完全是为了满足主人的审美眼光,而非出自个人好恶。安史之乱以后,女效男装现象骤然消失,尽管后世王朝宫廷中也曾出现男装袍服的宫女甚至女扮男装的,但其影响上显然不能与唐代相提并论。中山大学考古队对塔布敖包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兴隆洼时期的遗存,包括数间半地穴式房屋遗址,出土石器、陶器、骨器和少量玉器等。本次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兴隆洼文化类型的认识,对于研究 木伦河南北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以及谱系具有重要意义。9年9~1月,对永淳遗址及墓地进行了发掘。在遗址区发现房址、灰坑、灶址等遗迹,墓地墓葬11座,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铜器等。从遗物特征分析,永淳遗址及墓地的文化内涵一致,其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此次发掘对于认识辽北地区寇河流域这一时期的文化谱系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南阳汉画是汉文化的载体,展现了瑰丽奇异的浪漫主义世界。汉画中的世界充满了深刻的寓意和神秘的象征,反映了汉人浓厚的升仙思想,神灵大都以人兽同体的形象出现;人神杂处的世界是一个怪诞奇异、富于幻想的世界;对世俗生活的描绘透露出汉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南阳汉画艺术与远古图腾、原始歌舞、商周文明、楚文化等一脉相承,密不可分。通过对十二桥文化成都平原类型和渝东类型典型遗址所出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个体数和肉量估算的统计来考察其生业方式,结果显示前者的肉食资源以家畜为主,而后者则以为主。与香炉石文化的生业方式进行比较,并认为在早期文明阶段,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其生业方式不尽相同,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间的生业方式则可能趋同。康熙初年,清廷安插闽南地区明郑投诚在中原屯垦。康熙十九年,朝廷敕封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福建莆田人黄瑞遂在营坊村倡建天妃宫,以供奉其由闽南随身携带到河南的木雕祖神像。至今仍遗落民间、未被人识的营坊创建天妃宫碑对于研究中原移民、祖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考古发现铁犁遗存为基础,结合文献与农学等相关材料,探讨了汉代铁犁形制与垄作法、平翻耕作法、代田法等几种主要耕作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几种耕作类型的主要分布地域。本文作者了用于甲骨文物保护的磷灰石—胶原仿生复合材料,并在经过灼烧的现代龟甲模拟样品上进行了渗透加固实验。结果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纳米级羟基磷灰石颗粒可以形成稳定的高浓度水溶胶,将其与中性I型胶原溶液混合,即可用于甲骨文物加固。通过光学显微、XRD、SEM等表征手段,证明本材料干固后结构类似于骨,可以在甲骨的空洞中形成有效的填充和连接。此方法实现了使用文物的固有成分对文物进行加固,在甲骨文物修复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巴中石窟中的观音菩萨造像窟(龛)多达1余处。巴中石窟可分为四期:即隋末初唐期、盛唐期、中晚唐期和宋及以后时期。初唐、盛唐时期观音菩萨造像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二天王组合及"西方三圣"和"西方净土变",师、观音、地藏等组合形式,观音菩萨 像龛还很少。但是到了中唐以后,观音菩萨的 像以及以观音菩萨主尊的造像就多了起来。唐代是巴中石窟观音菩萨造像内容 丰富、数量 多的时代,特别是中晚唐时期,观音菩萨造像达到了鼎盛。本文通过对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青铜器遗存和相关冶铸遗迹的搜集、整理、分析,探讨了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铸铜业的发展阶段、规模和特点。研究发现,峡江地区的青铜器遗存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即夏商西周时期和东周时期,前一阶段遗址数量和出土青铜器数量都较少,后一阶段则明显增加。与青铜器伴出的还有为数不少的石范、陶范、铜矿石、铜渣、烧土面等冶铸遗迹,说明该地区存在早期的青铜冶铸业。若将该地区以巫山为界划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出土的青铜器年代上限普遍早于西区,遗址和青铜器数量,也都远多于西区,这说明东、西两区铸铜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原因,大概与两区铜矿资源的分布和储量差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