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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御容佛像现存世仅七幅，其中三幅藏于故宫，是集宗教、艺术、工艺、科技信息于一身的珍贵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藏《清人画乾隆帝普宁寺佛装像》就是其中一件。本文详细介绍此幅唐卡的历史信息、保存条件、陈列环境、保护情况，利用害分布图对折痕、颜料脱落、缝线松散和缝线裂、装衬织物褶皱和饰件脱落等害情况进行描述，其害原因包括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并且围绕保存保管、保护修复、陈列展览和保存环境监控提出科学建议：订制专门的多层抽屉式储存柜，确保画面朝上展平放保存和陈列，设计透明视窗便于观察；建立完整翔实的保护修复档案，在充分科学研究和模拟试验的基础上确定修复保护方案，定期 调查，评估修复效果；在保存、修复、展示过程中均应实施环境监控，保持适宜且恒定的温度、湿度、照度，避免紫外线照射。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算数书》中记载了古代粮食计量的方法，经验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结合此方法，可以对洛阳地区勘探发掘的战国、隋唐时期的仓储粮规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其中，战国粮仓发现74座粮窖，大约可储粟米2514万公斤，约合当时83.8万石；隋回洛仓有7余座窖，大约可储粟米2.72亿公斤，约合当时784.9万石；隋子罗仓记载共有6余座粮窖，大约可容48万石粮食，约合今1267.2万公斤；唐含嘉仓天宝八年(749年)时储粮达583.34万石，约合今1.亿公斤，几乎占据了 粮库储粮的一半，其仓窖数量应在4座以上；唐常平仓发现了32座仓窖，可储存粮食约8.6万石，合今2127.84万公斤。对这些仓储粮量的研究，既可以加深对粮仓规模的认识，还可以对当时 的农业经济状况有比较直观的了解。阮元学问淹通，对金石的搜访和研究是其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宦游各地时访求、鉴藏吉金和贞石便是其案牍之余的首要活动，而与各地金石学人之间的广泛交游是其金石活动得以延续的基础。阮元的金石交游活动是以自己为中心，通过"金石"这一媒介，与各地的金石学人发生交集，搜访、鉴藏、研究这些金石是阮元与他们交游互动的产物。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阮元不仅实现了与其他金石学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同时编织出以他为中心的情感交流群体网络。根据与之交游的金石学人身份及所发挥作用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亲属、同乡、师友、弟子及石刻刻工等5类。本文尝试从阮元先后宦游各地的时间脉络看他与各地金石学人之间长达近6年的交游活动，梳理出不同时间段的交游群体所进行的活动和取得的成就，并从中总结出其金石交游活动的一些特点。本文从王湾遗址第三期遗存入手，讨论了龙山时代晚期嵩山以西地区的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性质等问题。指出，嵩山以西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王湾三期文化"应属两类遗存。一类是以王湾遗址第三期和小潘沟龙山时代遗存为代表的三里桥文化，或为三里桥文化在洛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一类包括西吕庙等遗址的龙山晚期文化遗存，承自本地的龙山时代中期遗存，应是嵩山以西地区的土着遗存。这一地区发现的三里桥文化遗存显示出，三里桥文化自西中条山以东的黄河谷地，向洛河以北、黄河以南、嵩山以西的冲积平原渗透的形势。西坡墓地位于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4年-26年发掘墓葬34座。本文以考古学翔实而完整的发掘记录与深入的分析研究为基础，以碳氮稳定同位素古人类食物分析为主线，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尝试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结合进行西坡墓地的新探讨。研究发现，西坡墓地似可划分为三部分，其中主要的为两部分。这样的划分不仅有利于食物分析关系上的理顺，而且还可以得到随葬器物的使用以及摆放上的支持。文章还对器物使用、墓葬年代以及墓葬等级划分及其方法等进行了讨论。三杨庄聚落遗址发现的庭院内的房屋建筑，符合汉代一般民户建筑的"一堂二内"的记载，也与汉代"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相适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一宅"的面积是"大方卅步"，约相当于今天17多平方米。三杨庄聚落遗址中庭院面积近2平方米，基本符合《二年律令·户律》中普通民户"一宅"的面积。这表明汉代关于住宅大小的规定，可能是一项长期实行的比较稳定的制度。汉代人所抨击的"田宅逾制"问题，是说"田"、"宅"都不能"逾制"，其中"宅"的面积大小的规定必定是长期存在的；三杨庄庭院遗址，可能就是《二年律令·户律》中"民宅园户籍"中"宅园"的真实再现，"民宅园户籍"应是记载民户家庭人口情况、住宅及其附属物"园"情况的综合簿籍。铜禁是我国西周始出现的新式青铜器，自上世纪初始发现，但对其起源、定名、用途等问题学术界存在诸多分歧。本文根据目前我国已发现的五件铜禁，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铜禁的起源、定名、用途、使用年代、使用者身份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云冈石窟第12窟中，与埙相配使用的横管乐应是古篪。这符合文献对其形制的动态记载，也符合孝文帝迁洛前广罗民间散佚音乐遗产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埙篪相和"的音乐文化内涵。过去将这一乐器辨识为"义觜笛"，是误读文献以致僵化认识器物演变的结果。唐代出现了一些早期风格铜镜，以模仿汉代铜镜风格为主，主要出土于西安和洛阳地区。此种风格铜镜既有早期收藏保留下来者，也有部分器形是唐代风格，但纹饰却融入了汉式铜镜的纹样，成为具有复古风格的汉式唐镜。复古风格铜镜是唐代铜镜生产中的一种多样化、差异化策略，来满足少量具有复古情调的人选用的普通商品，并不具有等级意义。唐代铜镜的复古风气对宋代以后大量仿制前代铜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