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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和山东是我国汉代画像墓葬发现和使用较早的两个地区，但两地画像墓葬的类型、形制以及发展的趋势各不相同。比较两地汉画墓葬的类型、结构形式、画像装饰的题材和布局，对深入研究汉画墓葬的兴衰及其社会根源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柱盂形器因形制较为特殊，因此学术界对其名称和功用争议颇多。考察相关考古和文献，我们认为其用途大致有防虫蚀、表吉祥、蒸煮等三种，其命名方式采用用途加器形的方法，更能清楚地显示其功用和形制。13年3月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陟县苗庄村发掘了三座汉代陶窑，保存状况较好，排列规则有序，为汉代陶窑及相关学术课题的研究了新的。新疆若羌瓦石峡古城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重要遗址。本文从遗址出土冶金遗物的检验分析入手，结合古代矿冶遗址的调查与研究，探讨了瓦石峡遗址的古代冶金技术。文章报告了遗址出土的炉渣、坩埚等冶金遗物的科学分析结果，并讨论了其冶炼工艺，认为此处采用过木炭进行生铁冶炼与炒铁联用的冶炼工艺。对瓦石峡遗址出土的冶金遗物进行科学研究，对于认识其冶金技术水平和中西技术交流有着重要意义。北魏先后定都于平城和洛阳，史学界一般将其分别称为平城期与洛阳期。本文以墓葬中的陶俑为对象，比较了两个时期陶俑的异同之处：一方面随葬陶俑原本是汉文化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陶俑种类以及服饰的变化也显示出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文章以此为切入点，对北魏两个时期的汉化进程及其影响了探讨。河南南阳地处中原，数年间出土的汉画像砖石和陶俑中有大量的胡人形象，有歌舞者、射猎者、为奴为俾者，或站或跪或骑，姿态各异。这些胡人的形象出现在汉代的中原地区，反映了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和中原的文化交流。辽西地区早期文明以农业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祖先和自然崇拜并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作为社会的凝聚力，以社会平稳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心人物集权特征的等级化社会，这是一种接受外部文化影响或植人而形成的没有武力冲突的自生自灭的早期文明，可能是诸早期文明的一个特殊案例。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建筑发展的重要阶段，裴李岗"居天下之中"的优越地位，使其房址具有若干鲜明特征，这些特征是当时建筑形制与技术的产物，对后来中原乃至 的建筑发展都大有影响。由于使用功能的差异，裴李岗文化的房址丰富多样，或折射社会组织的复杂性，或反映与同期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本文依据平面形状、柱网布局、火塘位置、出土器物等要素，尝试归纳出裴李岗文化房址的三种功能，以及地穴和屋盖结构的演变。北宋中散大夫吴执中墓志，为我们了一些有关三程(程珦、程颢、程颐)二公(富正公、司马温公)的新史料，同时还为我们了一些有关北宋赈灾史、冶铁史、水利史、酒课史方面的新。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2年连云港海州区双龙村西汉墓M1出土名谒M1︰3，整理者释作"孤子曰平侯永"。本文考证"曰"字当释作"西"。西平侯永，即见于《汉书》的西平侯于永，为西汉宣、元时期丞相于定国之子。名谒中于永自称"孤子"，显然是在其父去世不久。据史书记载，于定国死于永光四年(前4年)，子于永继承爵位，当时尚不满3岁。又据考于永嗣侯位2年即薨，《外戚恩泽侯表》记为"二十四年"误，"四"当属衍文。如此，M1︰3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4至前2年。又同墓所出另一枚M1︰29名谒记载"弘农太守匡"，据考即见于《汉书》的张匡。此人在河平四年(前25年)任太中大夫时上书"陈日蚀咎"，升擢弘农太守在此后。因此M1︰29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25年之后。综合两枚名谒的信息，M1的下葬年代可以确定在公元前25至前2年之间。